草甸绿色滴翠，各种起伏的山坡风景各异，品种也是不尽相同，让人尝心悦目。我们好象是在自然美景中行走，每到一处，所见到的景色不同，花草树木不同，感受也就不同。 牧人的家园里，勤劳美丽的藏家少女伴着小溪湍湍的流水声，悠扬地歌唱。远处那古朴的木楞房里，慈祥的藏家大妈正烤着令人垂涎的青稞饼，打着酥油茶，等她的孩子回来早餐。在这温馨的人间仙境里，不禁令您心弛神往……
时隔几天，便爆发了作品发端的感动一幕。据珙县复员武士工作局处事职员任大海引见，此次迁葬是对准2019年“6·17”地动对原义士陵寝大地兴办形成损毁保守行的，囊括倪进宏义士在前的29名义士被迁至新建交的珙县义士陵寝一致处置和养护。超过70年，当老翁看到三哥倪进宏的义士墓表像片时，篮篦满面。
阳普照在牛粪上，来不迭隐藏的细菌益虫也光彩的跟上前辈的脚步。几只鸡，不疼不痒的叫着，一村的寂静的模样，登时毫无筹备的被冲破。保护家门的小狗，狂叫几下看没人搭理，又潜心去做它的好梦了。
/> 到兰州去 大西北，黄河之滨，皋兰山下，有一座陇上金城，是为兰州。 据传，五十年代初，国家号召内地人支边，就有上海小男人闻兰州之名而泪下，说是：“妈呀，兰州呀，一出门就是沙漠呀，走路都是骑骆驼呀，吃不上大米和鱼呀，吃的是面条和牛肉呀，侬不去行不行呀……”按说，兰州也好，上海也好，总算都是一国的，如果说上海漂亮得如同咱家的客厅门面，那么灰头土脸的甘肃起码也可以算是咱家的屋后荒园，而从前堂客厅到屋后荒园，真的就有那么可怕的差距么？但是实话实说，好多南方人真的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自己国家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兰州。 2002年，我到广东去观光。为了表示对粤语的强烈抵抗，我就以牙还牙，大讲而特讲甘肃的方言土语。广东人听了，问我：“先生啦你是陕西人啦？”看看看看，在南方人眼里，整个大西北，就只有一个省：陕西！就只有一个城市：西安！ 兰州人闻言，怎能不义愤填膺或潸然泪下。 然而兰州却是我的省城，是我生命中经历过的第一个“大城市”。 小时候去兰州，是由母亲抱着去兰州的军营找我父亲。当时我大约是在所谓的襁袍之中，太小了，虽然那旅游的感觉一定如同云来鹤往，但现在却什么也不记得了。1982年，18岁的我到兰州去求学。七块钱的一张车票。一个行李卷里塞着几个朋友送的笔记本。没有书，只有一脸的书生意气。 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出门远行。老解放轿车粗声粗气地蠕动在陇上九月的黄土高原。我兴奋异常，双眼发光，从高低左右不同的角度打量着秋雨里大西北的这一方山山水水，像读着一本好容易才搞到手的旧书。在一个封面上印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笔记本的第一页，我记下了当时“进入大地怀抱”的感受：“当汽车在山梁上奔驰时，透过朦朦雨雾，只见一条闪着水光的白色带子在眼前微微闪动着，汽车就像是飘浮在这白色的带子之上。绿树遍野，云雾朵朵，阳光时隐时现……”当然，如果用我现在的语言来表述，就是：“慢吞吞的汽车像是一只爬动的蠕虫，它的前方，有一颗大果子，它的名字叫做兰州。” 老解放跑了整整一天，天黑时，终于到了兰州。 我考上的是西北师范学院。据我父亲讲，我是命中注定要上这个学校的，因为就在我结束高考之后，有一天，我和父亲在山坡上挖地，父亲说：“昨晚我梦见在兰州师大的校园里转悠。校园里长满了亮着露珠的大西瓜。而且过世了的你奶奶也好像在那里转悠。”我想也怪啊，世界之大，他们为什么偏偏要到师大去转悠呢？如果这真是我的所谓命运，那么，从那时开始，我就行走在自己的命运之中了，那么，我也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一个人能够行走在自己的命运之中，如同风行水上瓜生藤上，如同鱼入海，如同虎归山，那应该就是毫无疑问的幸运！ 确实，感谢生活，我是幸运的。因为当我孤身一人来到兰州的时候，上帝让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有了一个大姨。当时他们家也刚刚从“文革”时下放的庄浪县搬回兰州不久，住在张掖路的贡元巷20号。于是星期天或者过节的时候，我就常常到大姨家去。大姨给我做一顿好吃的，我帮她从巷口挑两回水。这个院子住了六七户人家，都是平民老百姓，都在屋檐下的简易棚子里做饭。换鸡蛋的人来了，都会一边找旧衣服一边讨价还价……现在想来，贡元巷20号的大姨家几乎是上帝给我的恩赐，它让我到了大姨家感觉是如同是回家，它也让我对一个城市的认识由浮光掠影的大街而细微到具体的一巷一户一餐一馔。 没有它，我对兰州的认识肯定是肤浅的。 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我一路上唱着歌又到兰州去过一次——是去相一个对象。用我当时的话说，是“几根小胡子去找自己的雀斑”。临走，小胡子送雀斑一支钢笔，雀斑送小胡子一本经济管理方面的书。那是1987年，应该说她是很有眼光的，她暗示我要在经济或管理方面好好努力，做时代的弄潮儿。然而我当时的梦想却是做一个诗人。 现在想起来，这一次的兰州之行，真像是一个转瞬即逝的遥远午梦。 此后十几年，我在兰州的眼里逝若飞鸿，杳如黄鹤，一去而不复返。真可谓挥手自兹去，一别十多年。 毕业满十年时，兰州的同学们热情张罗起一次同学聚会，我收到通知，自然十分高兴，但也很快陷入犹豫。当时正值我父亲病重在床，加之自己一事无成，一身潦倒，不似同学们或腰缠万贯，或位居显贵或学业有成，于是感到自己实在无暇也无颜去凑热闹。当时我不无偏颇地想：“像我这么一个功不成名不就的寒酸样子，到人家兰州去，去做什么？”我也曾私下给兰州的一位同学说：“如果我将来到兰州去，不外是两件事，一是领奖，二是看病。领奖是来宣告自己的光荣与成功，看病是来宣告自己的沮丧与失败。”我的同学当即批评我：“你为什么不把兰州当成是你们本地一个随随便便的地下商城呢？” 可是，我还真的不能把兰州当成我随时可以去转一转的地下商城。兰州，这两个字，这一个地方，对我来说意味深广：我是在兰州上的大学，我一生借以安身立命的学业，就是在黄河之滨的那个城市完成的。那里有我的母校，有我的老师张明廉教授、彭金山教授和钮国平教授等。我的第一首诗，第一篇散文，第一篇论文，都是在兰州写成并发表的。兰州有原来《飞天》杂志社的张书绅老师，是他从“大学生诗苑”里把我扶上了诗歌的黑马；兰州也有李老乡先生，他似乎一天一天地老了，是他鼓励我在诗歌的路上不懈前进，是他肯把逆耳的忠言低沉地说给我听：要珍惜自己的文字，不要为了一点稿费就……在兰州，我还体味到了爱情迷人又恼人的滋味——有一次，业已分道扬镳的我和她在黄河铁桥上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互相陌如路人而又互相偷偷注意，让脚下的黄河水也笑了个噗哧一声…… 兰州怎么能是我随便去转一转的地下商城呢？ 2000年，在阔别了十几个春秋之后，在“多不接世，悲守穷庐”（诸葛亮《诫子书》）地生活了十几年后，我终于以“跨世纪”的步态来到了兰州。当年我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离开的，十几年后我是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回来的——我来参加“世纪之春·兰州诗会”。之后的2001年，2002年，2003年，我要么是开会，要么是领奖，要么是路过，到兰州去的次数，居然多了起来。这“多”中的高兴，就别提它了，要提的，却是这“多”中的不高兴。 2003年秋，我们学校突然强硬地执行了一个土政策：没有研究生学历的人，一律不准申报高一级的职称。也就是说，没有研究生学历，突然成了我生命中柔软的下腹部，成了这个世界向我发动无情攻击的诺曼底。伤害一旦出现，伤口一旦形成，血一旦流出来，那些嗜血的鲨鱼们便马上闻腥而至，他们恶毒的嘴全都叮在了我的伤口上——我的所有的领导最后都说着同样的一句话：“你赶快去报一个名吧，只要你报个研究生班上着，明年我们就把你报上去……” 他们都要求我削足适履。 当年，在雅典，苏格拉底被他的祖国判定有罪。按照雅典的法律：如果法院判定一个人有罪，如果陪审团也认定一个人有罪，如果这个人承认自己有罪，他就可以选择或流放或保释的刑罚，他就可以不死。于是从法官到狱卒，从陪审员到街上的贩夫，大家对苏格拉底说的话，也只有一句：你就认罪吧！不就是一句话么？只要你的嘴轻轻地一动…… 苏格拉底知道：整个雅典都在等着他说出那一句认罪的话，只要他认罪，他就可以不死。 然而苏格拉底宁死也不认为自己有罪。 苏格拉底决心践行雅典的另一个法律：如果法院判定一个人有罪，如果陪审团也认定一个人有罪，如果这个人不承认自己有罪，那么他就只有选择死刑，他只有死。 苏格拉底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 这就是伟大的苏格拉底之死！ 和苏格拉底相比，我真应该一头羞死，因为我终于低头了——我一路沉默着到兰州报名参加了一个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当我把入学通知书交给学校的时候，我满脸羞容。我真的是比把自己的刀交出去的败军降将更要没皮没脸。我承认了自己“有罪”——有没有研究生学历之罪！我曾经信仰李白的诗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可是现在，我却为五斗米而实实在在地折腰了！ 就这样，我又一次来到了兰州，来到了18年前我学习过的学校。“人一辈子，不走的路要走三回！”我现在就走在这“不走的路”上。 看来，我与兰州的恩恩怨怨，还远没有结束。
若门路有青苔，昂首即是国花。若门路有悲观，昂首即是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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