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人海在地平线之外突然回头，但是你停下来在昏暗的地方徘徊。我真的很想将我们拥有的所有内容整理成简单明了的文字，将它们复制成一副色调的红色和蓝色画作，然后将这种情感逐一地传播到您的宽阔胸膛上。我躺在你身边，对你耳语，并向你倾诉。，对你窃窃私语，疲倦地栖息在你的怀里。

/>　　从农村到城市，转眼间已有五个年头了。　　前几天，在我寄居的城市来了老家的几个哥哥。他们是来这打工的，纯凭卖力气的那种。他们是从我爹那里找到我的地址来看我的。同事告诉我，有人来找过我，一口方言，很土气的……是的，我能想象得出他们说话时的表情与动作来，他们没多少文化，即便是撒谎的时候眼睛里也会流露出几分恐慌与窃喜。不用说，是很真实的。　　他们再来时，我们见了面。谈了很多关于家里的事，其间我下去买了一盒“一枝笔”牌香烟给他们抽。我知道，家乡人抽烟是比较喜欢抽辣的、有劲的那种，抽烟似乎早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午后，他们借入厕之由，也买回一包“一枝笔”牌香烟分给我抽。下午，他们便走了。　　他们的生活也有目标，虽然很小，但极其现实。比如说，将自己的土地翻一遍，他们有一种韧劲，认准一个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地去干好，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相反，我的目标很多也很大，失望却也越多。他们常年在外打工，唯一的目标就是挣钱，只要能挣到钱，他们的双手从不拒绝任何要求，甚至某些时候会铤而走险。生活中的艰辛与精神上的压抑，对他们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偶尔也喝一点酒，高兴时也会喝得两眼发红、叽叽哇哇不可一世地骂娘。但酒劲一过，他们便又沉默了，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只会‘嘿嘿’地傻笑。　　挣钱养家是他们一生最高兴的事，也是最值得炫耀的事，是他们在老婆孩子面前发发脾气的最好理由，男人的尊严在那一刻会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便这样，他们还是善良的，有时会表现得很单纯，这也许就是他们一生也改变不了的秉性。　　一包“一枝笔”牌香烟的售价，大抵是他们半天的工钱，我想，这一点他们应该比我更清楚。他们只从价格上去区别香烟的好坏，从不计较口感与品牌。他们的到来使我恍若隔世，在那份虚伪的怜悯与同情中我深感惭愧与不安。他们原本淳厚、善良、自尊，然而这个嬗变的都市生活却给他们烙上了善意的虚荣、自卑、小聪明的印记，有时甚至变得自欺欺人。　　隔着岁月的栅栏，我有些怅然若失。我们之间似乎有着一段用十年光阴也赶不完的距离，但我还是极力地想拯救那破碎的记忆，并以此来救活我自己。当又一群年轻的人们拥挤到这个都市时，我的不解、可怜的梦幻，还未来得及收拾，便被他们那慌乱的脚步踩成岁月的碎片。现在看上去，不管是坎坷还是悲壮似乎都已不重要了。　　怀念乡村，因为那里生活着我善良的父老乡亲；也同情我自己，因为我是乡村走出的人。　　

　　“墨子寂，你是否爱好我？”艾小柯一脸痛快对墨子寂说道，然而墨子寂并没有要理她的格式，不过愣一了下，回到：“不爱好。”听到这个谜底，艾小柯内心莫名的有些丢失，此时现在，她的内心像是五味粗粮：如何会如许呢？怪僻，我干什么要忧伤？他不爱好我不是很好嘛？我迩来这么如何了？想到这边，便为本人壮了助威：“凑巧，我也不爱好你！”而后就回到了本人的屋子里，当墨子寂听到这个谜底的功夫，内心难免有些丢失：干什么我为忧伤？这个女子不犯得着本人去爱，不犯得着！而后就安静的摇了摇头，连接看书。（她们住在一个屋子里，俩家是开公司的，然而她们在表面上海大学学，为了考考她们的独力生存的本领，就叫两部分合租了屋子）

 地球上最伟大生物是人，人身上最伟大的东西是心灵。

　　　　十年前，我搞不清楚摇滚和朋克的区别，胖大海给我作了如下启蒙：拿起啤酒瓶砸到地上，那是摇滚；拿起啤酒瓶砸到自己的头上，那是朋克！　　原来如此。　　胖大海个头和我一般高，体重是我的三倍，他以和自己年龄不相称的肥胖昭示着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镙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共产主义一定会以平均体重为衡量标准尽早在一部分人中得到先期实现。胖大海的父亲是国学底子很深的教授，一年四季中山服，手指间腾起的烟雾都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味，不承想生了这个专门掘国学之墓的儿子——胖大海根本不理会父亲的衣钵，当父亲在书房练书法读归去来辞时，他在自己的房间摆弄音箱和效果器。他们相安无事。胖大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有了自己的乐队，在许多人还弄不明白摇滚究竟是音乐还是戏剧的时候，他已经将其做了到学术研究的深奥地步。　　十年前，胖大海开着一家音像店，将布道音乐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就像《新青年》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自己的时代使命一样。胖大海曾想用音乐疗救社会弊疾，可是当一个女学生问肖斯塔科维奇是唱什么歌曲时，他放弃了这一打算——鲁迅也曾出于相似的原因而弃医从文。　　我根本听不懂胖大海音箱中的噪音，它像一锅血肉模糊的烩菜，让人无端心慌。那时候，崔健、唐朝和黑豹正在翻云覆雨，既然大家都在听，则必有去听的道理，于是我也去听，那是和《水手》、《少年壮志不言愁》截然不同的东西。它的音乐文本、演奏方式和演奏手段，有一种让人近乎迷恋的说服力和亲和力。一个下午，我耗掉了三副电池，用单放机听了六遍《梦回唐朝》专辑，耳朵几乎为之塞听。　　胖大海永远走在我前面，当我想和他讨论唐朝时，我发现他手中的磁带和唱片，清一色是英文封套，且无一例外地在每个卡带上打有一个槽口，像是战国年代烙在囚犯脸上的印花。　　这是我见过的最早的打口带，印象中好像是音速青年（SonicYouth),或者是R·E·M.　　从1996年到2003年，整整八年，打口带与我同在。　　打口带，这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它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就像当年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它给我们带来了异域陌生而让人灵魂飞升的声音，它抚慰了我们在听觉方面营养不良的文化饥渴症，是二十多年来影响中国青年的文化事件之一，它天然的地下情结所展现的代际特征，让我们与祖辈既呼应又隔离，既传承又分异。在我们不需要穿上燕尾服和长裙去听什么巴赫、德彪西的时候，打口带的声音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声音。　　据说最初的打口带是以废弃塑料的名义从美国等地装箱打包，整吨整吨地发往东欧、拉美和东南亚的。在中国，这些洋垃圾被一张一张地卖出。此后的打口带是从境外走私进来的音像制品被海关查获后用机器打一个口作为标志，然后被通过各种手段拿到市场上流通。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汕头等地的渔民，他们连贝司有几根弦都不知道，却赚足了打口带的钱，成了十足的百万、亿万富翁。　　打口带哺育了中国的摇滚一带，乐评人邱大立自谓打口带是他的“再生父母”，乐评人赫舫等人也不否认打口带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当整整一代人都在半遮半掩地向打口带作出朝圣的姿态时，我和胖大海深感小城资讯短缺，打口奇缺，于是在一个周末跳上火车去兰州淘带。　　我们提着一扎啤酒上了火车——没见过这么上火车的——下车时已显三分醉态。兰州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可能没见过什么世面，一任我们大话扬天地冲出站台。我们直奔西北电子批发市场，那里有胖大海开音像店时踩好的点，他曾在此批发过大量的A级片。据说店主有特殊的打口带进货渠道，常常能得到“尖货”（顶极打口带）。果然店主很慷慨地承认了这一值得骄傲的事实，但他说，店里不敢存现货，怕被人抄走，要挑的话晚上去他家。　　于是我买打口带的经历就好像瘾君子去买鸦片一样刺激。　　晚上，月黑风高，几经波折，我们按图索骥，来到了一个没有路灯的社区。借着窗子中的亮光，等侯多时的店主明确无误地认出了胖大海的独特体型。店主领着我们在家属区拐了很多个弯，掉转了很多次方向（我有理由认为这是店主故意使然），最后终于在一个铁门前停下，店主敲门，两长三短，门开了，是店主的爱人，她的身后是小山一样堆积的一摞打口带！　　那一刻，我的听觉被一瞬间淹没了，嗅觉却出奇地灵敏。我能闻到正宗的美国西海岸的潮湿海风，能闻到海洛因、骰子和性。我不知道是该马上扑过去挑选还是站在原地和店主寒暄，在两秒钟的意乱情迷后，我和胖大海选择了前者。其时我耳中没有一丝华丽的金属摇滚或迂回的爵士，这让我对号入座地挑选唱片显得极其困难。胖大海念出一个又一个英文名，判断出一类又一类音乐风格，我自愧不如。不过他也有出错的时候。当他说德国的“以泪洗面”是死亡金属时，一直在边上抱着胳膊不吱一声的的女主人淡淡地说，不，是歌特金属。我们被惊得差点晕倒，这个女人居然也懂摇滚！　　我和胖大海以每张三元的超低价钱挑选了三十多张唱片，印象比较深的有：收音机头、音速青年、蝎子、鲍伯·迪伦、病态天使、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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