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麦子成熟的季节总会坐立不安,在麦子开花和叫嚷的日子里,在收割机轰鸣着开过原野和道路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得到她的忧郁。
“好孩子,对爸爸笑一个。”
/> 那年秋天,我父亲因病住院了。早上入的院,直到晚上,也不见用什么药,只轮流来了几个实习生乱问乱压乱摸了一阵,然后开了几十张化验单,害得父亲的衣服穿上了又解开解开了又穿上。晚上,父亲疼得实在受不住了,我就去请大夫。大夫来问了几句,声色俱厉地批评我们:你们不想治病吗?这肠胃上的病,三分治七分养,你们怎么能乱吃呢? 事后我们明白大夫说的话在理论上是很正确的,但当时却让我们很紧张。我们面面相觑,一致认为这是没有给大夫塞红包的缘故。同病房的人也劝我们:快给大夫表示表示,只有先表示了,大夫才会认真地查病,及早地用药,病人才能少受一点痛苦。 我问:那你们是如何表示的呢? 他们有的说是送了一篮鸡蛋,有的说是送了两条好烟,有的说是托了熟人说了情,也有的讳莫如深。考虑到给父亲看病的大夫是个男的,而且我已看见他抽烟了,于是我决定给他送两条烟,两条好烟。第二天,我像个侦探一样盯着他的梢,跟到了他家。他收下了烟,说了些客气话,让我放心,说他一定会尽心尽力的。过了两天,他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说经过他这两天里的观察与分析,认为我父亲的病不轻,需要转一个科,由专门的医生去继续治疗。 这当然是重视病人生命的正确做法。 但两条烟就这样打了个水漂儿,不见了。 到了另一个科,一打听,“专门的医生”竟是个女的,父亲一听,眉头一皱,我一听,心里也叫了一声不好:不能送烟,不能送酒,现在只能送钱了,而我长这么大,还不曾送过钱呢。送东西还算是人情,还好送,可是这送钱,算是什么呢?怎么给呢?随便拿钱给人不是用钱打人家的脸伤人家的尊严吗? 一天一夜,又是几个实习生的乱问乱压乱摸。 一天一夜,又是一边忍受着疼痛一边等待。 一直等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还不见“专门的医生”来上班,问了一下,知道她就住在医院里,就去她家里找。敲开门,她正在化妆,竟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我说明了请她快点给我父亲看病的意思,并且红着脸掏出了两张票子胡乱放在她家的一个什么地方,嘴里不知胡乱说了些什么话,就跑出来了。 她果然很快就来了,白大褂,白口罩,甚至还戴着白手套,一副白衣天使的神圣模样。我恭立一旁,看着天使在我父亲的肚子上用指尖摸电一样小心且又飞快地摸了几下,又站在父亲的两米以外文质彬彬地问了几句,就把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工作转交给了护士:她口授了处方,签了字,走了。 到下午,输液瓶终于出现在了我父亲的面前。而且是三大瓶,丰盛得好象是两张票子换来的优待。好象有一个声音在说:请你吃好!喝好! 我父亲的肚子果然一天比一天大了,我们对这个“专门的医生”的不相信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了,我们要求出院,到别处去治。我们已经把两张大票子给了她,我们再不能把命也给她。我们宁可再一次塞红包。 在另一个医院,当我把又两条烟送给主治大夫,从他家出来后,我心里一阵轻松和放心,觉得我把父亲生的希望寄托给了一个可以信托的人,我想:他既然收下了我们的礼物,肯定会尽心尽力地给我们治病,至少他不会对我们板着个脸横加训斥了。 这是不是我们对世界一厢情愿的想法呢?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塞红包,但这偏偏不是最后一次,没有几天,父亲病情恶化,得紧急手术。在一个好心的护士提醒下,我在手术室外拦住了主刀医生,我说我有话要对你说。他好象知道我要做什么,就自己朝光线阴暗处走去。当我给他口袋里塞钱时,他表情平静自然,态度和蔼大方,让我顺利地完成了我的事情。我说了一大堆拜托他如何如何的话,他只说了一个字: 嗯。 我却觉得他真是一个好大夫,相反,那些推推诿诿的大夫倒让我们觉得怕--怕他不接受我们的钱从而草菅我们的人命。 老人们说:为人一世,不走的路要走三回。其实何止三回!给医生塞红包,不论是正中了他的下怀,还是恰恰伤害了一个好人,当然都不是我们愿意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少交医院一分钱的医药费,我们本应该在医生护士面前理直气壮,可是,我们还得不停地塞红包,因为我们对医生不能放心,医生们也没有做出让我们放心的表示,他们做出的只是让我们不能放心的表示。 所以我们只好塞红包。 红包,其实正是黑包。 红包,一张虚假的红,包着一叠真实的利益,它一天一天地成了我们这个时代赤裸裸地追求实惠的象征,也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堕落的证明。
等我长大后,山里的儿童往外走。大概运气必定我是个游子,只能与老屋千里迢迢。自上国学发端,就与老屋聚少离多,也使我越发流连房檐下的相依为命,健忘人命里的骨血亲情。历次还家,母亲总提早筹备好饭菜,帮我卸下行装,不停的嘘寒问暖;离家前线总指挥部要做一顿我爱吃的韭菜果儿馅饺子牢记我去边疆从军那年,母亲为我整治好行装,不停地交代我如许那么。临行时,她用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把我的领子拉了拉、扣子扣了扣、肩膀拍了拍,已是泪眼婆娑,蜜意难舍,经我和父亲反复劝解,才和我恋恋不舍。在回望的眼光里,老屋与我渐行渐远,母亲的身影越来越朦胧,潜意中朝着我驶去的目标查看,我和母亲不停地挥手、挥手
正如我的阳台上花盆里的那些深谙生命之道的植物。在过分拥挤的空间里,不论是高大的,还是矮小的,那一律向上的姿态,足以让我钦佩。尤其是那些矮小的,显得萎缩不已的植株,或许会因越来越得不到足够的阳光和空间,而等不到开花就会悄然死去。但它们依然值得我去尊重。仅仅因为,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其长短,而在于其姿态。也正是它们始终向上的姿态,完成着自己美丽的生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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