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见到娟是在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日。那天，联谊寝室的十几个人相约去溜旱冰，我第一次看清了娟的“庐山真面目”：一双震人魂魄的眼睛与姣好的面容搭配得十分完美，娟漂亮得让人望而生畏，我的心中不由自主地涌出了可望不可及的感觉。

　　　　没有见过刘全。听说他是个残疾人。电话里问起这事我有一些不忍。好在他已经不在意了。他说是小时候一场疾病留下了身体的残疾。他的童年的大半光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这样一个人，他说，我小时候的理想大了去了。我问是什么样的理想，他没有细说，话题就转移了。　　刘全是个吉他手。　　在太原，搞地下音乐的人生存得都不太容易。有时候在街上看到某个商家为促销临时搭建的宣传台上，有唱歌的人在表演，他们的声音在空气中欢快地游荡着，我想，一定有一些事是我们所没有了解的。　　刘全说，他的情况稍好一些。他说自己是厅子里的乐手。夜晚到夜总会、歌舞厅演出到夜深。一个场子大约演出两三个月就转移了。上午是他的休息时间。下午他带学生。　　我不能肯定我从电话采访中获得的感受。刘全在电话的那一端说：理想与生存是互相矛盾的一对事物。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是唱自己的歌。　　“我想非常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音乐，有一个能够自由发挥的空间。我抒唱自己的感受。我希望我能以自由的歌去打动别人。”　　但，“要生存就不得不放弃一些理想。”这种放弃的痛苦在许多搞艺术的人的身上都出现过。　　刘全说，其实做一个乐手，他追求新鲜的、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演唱，但“日复一日的重复，把一些曾经敏锐的感觉磨灭掉了。”　　“我现在在逐渐减少演出。我对我目前的状态不满意。我需要好好学习一段，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　　1974年出生的刘全，骨子里，有一种常人难及的韧性。他的声音中透着理性和节制，没有听过他的演唱，但他用吉他赢得了一个女孩子的欢心。这是又一个故事了。我想，哪一天，应该去看看他。

/>　　爷爷说：牛在草原上吃草，牛很小；牛走进牛圈，牛很大。那是因为换了背景。　　　　　　　　　　　　　　　　　　　　　————题记　　　　　　　　　　　　　　一　　乡村的秋天是很迷人的。　　我是农民，看惯了天高云淡，也经常带月荷锄。黄昏的时候，我从飘着豆香的田野走过，脚步踩在新翻的土地上，柔软、温馨。谁家点起了野火，野火里有丰收的味道，这个我很熟悉。从麦苗返青到玉米播种，从地瓜培秧到棉花吐絮，我都把双脚狠狠地插在这块土地上，劳作是付出，也是快乐，我熟知一年中所有的风的味道，也知道所有的雨的温度，这一切都属于我。　　天有些凉，抬头，一群大雁从天空飞过，我把夹衣披在了身上。　　回家了，西边的晚霞每天都这样绚烂，塘边的芦苇也被染成了金黄色，透过芦苇，我就能看到自家的红砖瓦房，那是我和几个伙计亲手垒起来的，为的是迎娶我的贤惠的妻子。后来，我在院子里栽了几棵槐树，种了一架葡萄，妻子养了一群小鸡，葡萄挂果了，鸡也开始下蛋，我的儿子也降生了，小院子多了一行行小脚印和一串串笑声。　　那是我的狗吧，从夕阳中跑了出来。这家伙很聪明，不管它呆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一动身，它总能及时赶到，影子般的随我沿着塘边慢慢往回走，再熟悉的路，他也不忘隔一段撒上一泡尿，就好像我时时都要望望小院，不然它会突然消失一样。村边的乡场上堆满了豆棵和玉米秆，蟋蟀已经迫不及待的唱起了夜曲，还是童年的那一首吧，收麦子的季节，我守夜，它们就唱歌，暖烘烘的夏日也就变得清凉无比，这些小家伙，真是天生的妙物，贴心贴肺的。　　是谁牵着牛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捆青草，天凉了。草也开始枯萎、变黄，牛们的美食节过去了，那些主人们把夏天积攒的干草垛成垛，每次薅出一些，再加些麦秸秆，用铡刀铡碎了，拌上些麦麸，就是牛儿们整个冬季不错的美餐。一进家门，牛就会看到满树缠绕的金黄的玉米，满地铺散着的带着新鲜泥土的花生，红红的地瓜，绿绿的芝麻秆，黑黑的豆荚，当然，屋里还有看不见的满囤的小麦，牛喜欢，人也喜欢。等到麦种入地，他们都可以袖着手或者靠着墙根晒太阳了，那可是我们农民一年中最悠闲的日子。　　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月亮已经高高挂在天上了，很静。谁家的老人咳嗽了一声，被秋夜放大了许多，回荡在乡村的上空，谁家的孩子哭了起来，能听见母亲的呵斥或者哄劝声，清晰、透明。然后是狗叫，谁家的小子从学校回来了，由于贪玩，忘记了时间，但因为捡到了一把镰刀，家人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催促赶紧吃饭。饭后，我陪儿子做了会游戏，倚在床上抽了一颗烟，就把妻子搂在怀中，轻轻地对她说：天虽凉了，可也不能荒了地。　　　　　　　　　　　　　　　二　　半年来，第一次，我看到了傍晚的太阳。　　小区的草地很美，清翠翠的，像我们老家刚出的麦苗，只是我听不到蟋蟀的叫声。刚帮一家人把房屋粉刷了一遍，他们给了我五十块钱，还在小区的商店里给我买了三个馒头和几根香肠，然后递给我一瓶已经喝了一小半的矿泉水。把墙刷子往旁边一放，我就开始蹲在地上吃饭。　　我喜欢蹲着吃饭，我是农民。进城后，他们都叫我民工。　　我的背后是层层的高楼，粉红色的，淡黄色的，洁白的，墨绿的，一尘不染，这些高楼的衣服都比我穿的漂亮，我的衣服没有形状，也没有具体的颜色，唯一的作用是遮羞和保暖，我也不愿去洗，因为洗也洗不干净。大街上到处是汽车，行人，汽车也是五颜六色，城市人个个衣着光鲜，甚至就连鞋上也不允许有半点的灰尘，他们身上背的，手里提的不是墙刷子，也不是镰刀，而是各种各样的皮包，据说一个就要好几百，是我们的刷子或镰刀几十倍的价钱。在城市里匆匆的行走中，我是唯一静止的人，同时，还有将要挤进楼缝里的夕阳。　　谁家的女人陪着小狗出来散步，小狗穿着一身唐装，像极了戏台上的某位演员，女人的头发是高耸的古典式，还有一部分卷起来，像一棵没经过修剪长毛了的刺枣树。她向我瞥了一眼，就再也不愿多浪费一点眼神，依旧高昂着头走路。小狗向我跑了过来，我掰了一小截香肠给它，它摇着尾巴飞快地把嘴凑上去。　　“玲玲，过来！那东西太脏”我听到一句突然的叫喊，接着迎接到那女人怒目而视的眼睛，“你也配喂它，乡下老巴子。”　　西边的天怎么那么红啊，那些云像血一样。我手中拿着的矿泉水倾斜了，慢慢流着，我没有丝毫的察觉，只在那里呆呆的坐着。一家家房间的灯亮了起来，一处处的饭的香甜和着闪烁的霓虹灯，在城市的傍晚汇成一幅迷离眩目的图画。在这样的城市中，哪里是我的立身之地呢？一些人，和我有着同样的面孔，同样的身份，与我挤在一条臭水河边的工棚里，冬天透风，夏季漏雨，房间永远都是昏暗。哪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会交织着汗的臭、廉价纸烟的涩、潮湿被褥的酸腐，和许多人莫名其妙的不断咳嗽。没有多余的钱去享受舒服的居住和睡眠，城市的土地是架空的高塔，他们出卖空间，不为耕种，只为着自己建立起豪华的纪念，两脚踩空，我茫然无措。　　不用多想，我的乡村已经变得荒凉无比，乡村的荒凉映衬着城市的繁华，财富的光彩遮住了土地灰暗的颜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厌恶那些黑乎乎的土地，儿子也开始给我索要更多的金钱，没办法，我随着涌动的人潮，挤进火车，挤进城市。四十岁的中年男人，有的是忍耐和力气。曾经在一个城市边缘的煤矿上班，我不怕吃苦，就想挣钱，也喜欢矿上不长时间就要燃放的美丽的焰火。但当我知道那是因为矿上死了人，他们冲晦气时，我眼中的焰火就变成了恶魔，我又开始了新的漂泊，新的焦躁不安。　　建筑工，装修工，管道工，电焊工，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没日没夜，没轻没重，更主要的，没有金钱的保证。城市中，我只能吃到最简单的食物，穿最肮脏的衣服，干最繁重的体力活，在城市的背景下，我已经成了被耗空能量的机器，最后成了废品，成了垃圾，成了城市最丑陋的人。　　华灯初上，一个城市流光溢彩，我想回家。想到家，我就禁不住要流眼泪，但最后还是止住了，咽下了最后一口馒头，喝完最后一滴水，然后给远在家中的妻子打电话。妻子说，你要保重，她在家很好，就是住进刚盖的小楼后，觉得有些空。　　回工棚的时候，街边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在游荡，我回过头：“土地用过头了，墒情就不好了。”　　　　　　　　　　　　　　　　三　　初中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讲的是孔子的故事，名字叫《两小儿辩日》，他们在争论，一天中太阳到底什么时候大，什么时候小。其中一个说：“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

　　在台湾，我固然年纪也不够大，然而母亲仍旧说动了教授，将我和姐姐送进人民书院去读书，其时候，我仍旧会写很多字了。

　　再几年后我们渐渐成年，父亲就拆掉了东北角的院门，钢筋和水泥占据了院子的东北两面，相对而高的几间屋拔地而起，院门落在了东南角上，依然窄、小，个子高的人经过，不注意就会撞头。父亲的院子变得方方正正。父亲也退休了，整日伺弄他劫后余生的几株月季、一棵石榴、一棵榆叶梅，开红白两种花的夹竹桃种在盆里，十几年也不见长大，开花时仍散发那种甜腻腻的浓烈的香。父亲在院子中间种了一点儿韭菜，春天到了还会撒几颗菠菜籽或豆角籽，断断续续，因了阳光和雨水，也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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