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有心灵的感应，信步转进一条通道，抬眼望处，墙角一株白玉兰树在静静向我发出微笑，好像是一位在此专候我归来的老朋友。真是：千番寻遍皆不是，万般思念有所依啊！我飞奔过去，用双手抚摸着树身，只见她风姿依旧，遍身碧透，树叶在风中沙沙轻响，柔柔的枝条轻抚着我的双颊，她用最亲切最独特的方式给予了我最热烈的欢迎和问候。于是，驻藏于心的记忆之闸霎时打开，那种久违了的、在心头萦绕过千百遍的情感复苏了，释放了，心结顿解。
我参加工作后，父亲就一天比一天老了。每次回家，我都要抽空给父亲理发，看到他的头发越来越稀少，白发越来越多，每次我都要从心底泛起一阵难忍的酸楚，而且要持续很长时间。父亲老了，我知道他心里最牵挂的是我的工作，最担心的是我的婚姻大事。在他一年又一年的唠叨声中，父亲渐渐衰老下去，在坚持着给我办完婚事后，父亲彻底垮了。当我的儿子出世的时，父亲病倒了，从此就一病不起，再也没有好起来。 父亲生大病后，名副其实地成了一位依恋阳光的老人。那是我人生经历之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天，父亲一发病，他的左脚就处于瘫痪状态，而且说话和吐字也艰难起来，我们要拉他去住院，他却不肯，一意孤行地坚持要在家治疗。母亲和我们商量后，只好由我出面在镇上请了一位跟我要好的医生每晚到家来给父亲看病，医生给父亲检查完病挂上输液瓶后就走了，父亲每晚都要输液到深夜，我和弟弟就每人一晚地轮流着换针水照顾父亲。当时我在镇上开着一个商店，每天早上，我和弟弟把父亲搀扶到阳光下的一个躺椅上，我才出门，在我上班的时间，父亲就在弟弟的照料下，静静地享受着他人生当中最后的阳光。
楼主：李宇春和芙蓉姐姐同声掉水里，你手里有一块砖，你砸谁？暴强恢复：谁救砸谁。...【观赏全文】
文中提到“陈芳明当年却是一个左翼青年”，可能需要斟酌。陈芳明原为现代诗后起评论家，因余光中的赞扬而成名。乡土文学时期，他成为乡土派，在乡土派内部分化出台独派时，他又成为批判陈映真的旗手，因此在台独派中树立“威名”。到现在他还自命为“左翼”，我想这个“左翼”只能算是“自封”的。 七十年代的乡土派其实是非常混杂，因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及现代派的西化而结合，他们的旗手如陈映真、王拓（当年）、尉天骢确实有左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但他们的许多支持者虽然有“泛左”的关怀（这主要也是反国民党的“右”），但更具浓厚的地方色彩（这是反国民党压制台人），因此在民进党组党前后，他们纷纷表态成为台独派。当年郑学稼和徐复观（还有胡秋原）也许已经看出台独思想的潜在威胁，所以力保左派民族主义的陈映真。回顾起来，乡土派内部的左统派（我自己也算在内）恐怕很多人自觉不够，因此对同样反国民党的潜在台独派长期存在着不愿批判的心理（在李登辉未主政之前）。 右派的现代派（其中外省文人占多数），既，又外，反民进党，反乡土文学，这使他们对（中国）民族主义深具戒心（他们把这一块招牌送给大陆了），又厌恶台独，他们以及其后的后现代主义者到现在还无法找到立足点。 余光中也许是更“聪明”的人。在发表《狼来了》之后，连许多现代派都对他敬而远之，在台湾文坛很少人愿意（或敢于）公开赞扬他。两岸情势一改变，他就往大陆发展，没想到二十年之间，就造成“余光中热”，真是令人感慨。 余光中人品不佳是事实。但客观地说，他在战后台湾文坛仍有其正面贡献，他的创作仍然有可取之处。不过，既成为热点，又是台湾文人在大陆的“代表”，这一点，恐怕台湾不论哪种立场的人都难以接受。 吕正惠 五月十三日 （注：吕正惠先生为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是他看到赵稀方先生通过ＥＭＡＩＬ寄给他的文章后所写的回信。经过他允许，本报一并刊载于此。）
这片小树林中，秋千架旁边还翘翘板与转椅一类，是儿童游戏的工具，却也是童心落脚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过荡秋千的历史，如果没有，在心灵上也不止一次地荡过。春天的风与秋天的落叶，秋千架曾经在飘荡中暗藏了多少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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